《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6月22日

     国务院近日决定，凡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含国有股的IPO，均须将实际发行股份数量10％的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保基金持有。规定的出台会对市场产生哪些短期和中长期的影响？对社保基金和国有企业改革有何意义？CBN记者昨日专访了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CBN：此次规定的出台有哪些积极意义？

    华生：首先对社保基金来说是一大利好，可以大大的增加社保基金的来源，以前靠财政划拨，存在随意性，在财政困难的时期，划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建立这个办法以后，就有固定的、源源不断地、制度化的来源给社保基金提供补充，从而能够为民生做更大的贡献；第二，在目前这个时点推出此项措施，这和促进内需扩大消费，配合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社保基金实力增强，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减少，消费的信心就会更足；第三，这是第一次将部分国有企业的权益跟和社会保障、跟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建立起了切实联系，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第四，划转部分禁售期延长三年，对市场在短期内不会形成冲击，有利于短期内的市场稳定。五、国有股转持会进一步降低国有股比例，对改进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对证券市场留有更大空间给民营企业都有促进作用。

    CBN：大家都关心规定对市场短期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是重大利好，你怎么看？

    华生：国有股转持在短期内对市场没有任何冲击，短期影响应当说是中性略偏正面。应当指出，很多人现在误读了规定，宣称国有股有10％会划转并延长3年锁定期，因而说是对市场的极大利好。其实延长3年锁定的只是新老划断至今的这一部分上市国企，不涉及股改前的大小非，不涉及今后新股发行，只涉及这期间大小限中的首发那一部分。同时，这些国企上市公司也不是划转其持股量的10％，只是划转首发上市融资股份数量的10％。由于首发股份比例中小企业一般只占总股份的20－30％，其10％只是总股本的2-3％，大型企业就更低了。我国的特大型企业如银行、石油等巨头过去几年首发股份数量一般只占总股份的5％以下，10％只是不到0.5％，相对其国有持股一般占70％以上的数额，划转并延长锁定这百分之零点几的国有股对市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绝大部分大小限股包括国有股仍会在今明年到达解禁期。因此，一些人其实并没有看清规定，还有些人恐怕只是要去制造炒作的由头。投资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CBN：规定中将禁售期延长三年。我们知道，社保基金目前的资金缺口仍然较大，三年之后，社保基金的减持动力是否会比较强？

    华生：三年禁售期之后，社保基金减持的动力确实会比较大。首先是它必须减持。社保基金职责是管理全国人民的养命钱，它不是仓库和收容所。按照社保基金的资产配置，它应用于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是有固定比例的。社保基金本身在证券市场当中就有一定的投资，如果加上划转给它的这一大块，那么到了禁售期以后，它就必须要减持，否则将不符合社保基金避免风险、追求稳健性的精神。实际上，不光中国，全球所有保险类基金对配置非固定收益的风险资产都有严格的比例控制。

    另外社保基金也应该减持。现在按办法的规定是把所有的国企上市公司都划拨给它。国企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而且社保基金作为一个机构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股票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它必然要减持那些质量不太好或它自己不太了解的股票。因此，说社保基金在限售期到后也不一定减持并无道理。

    CBN：未来社保基金持有的这些股份的减持压力，是否会对股市形成中长期压制？

    华生：目前这个划转的数量，对于社保基金本身来说是一个大数量，但是对于所有的国有股和市场来说是一个小头。就象我们上面分析划转部分只占到总股份的很小比例。我粗算一下，由于特大型企业权重很大，全都划转部分占国有持股的总比例大概也就是1％左右，对整个限售股的流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但也要看到，延长三年的锁定期虽然对证券市场本身是短期略偏利好，但是随意改变锁定期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做法。股权分置改革的方向并不是把股锁的越来越长。现在各种首发和再融资的大小限名目越来越多，表面上股票一时好炒上去，后面大小限到期进入流通，市场还是要付代价。只有让股份充分的流动起来，赋予市场合理的估值，使投资者能够买到更便宜的股票，这才是真正保护二级市场投资者。

    CBN： 您认为这次办法的出台还有哪些需改进之处？

    华生：首先根据上市公司的发行上市量的10％来划转国有股，还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给社保基金做贡献应该是所有国企的责任和义务，应该一视同仁。不存在说把上市作为一种优惠，企业上市了就是占了便宜，得到好处所以就要划转。同时一些地方国企，因为上市了就要划转给中央财政和全国社保，这种严调并无道理。我认为地方国企应该划拨给地方的社保比较合理。因此，这种挂钩办法还是包含了把上市视为圈了钱得了好处的惯性习维，和今后上市发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完全和拍。

    另外，这次规定是首发的股划转。首发要划转，再融资不用划转，这对证券市场产生的潜在引导并不是很好。如果是在这个政策引导下，第一次上市的资产越大，募集资金越多，上缴的越多，那还不如零打碎敲，不断注资和增发。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不断的剥离上市、资产注入、无穷无尽的题材，形成内幕信息、市场操纵等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制度引导证券市场中的企业整体上市，以增加企业和市场的透明度。

    除此之外，目前规定的内容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是单一国有股东，划拨就很简单，如果是有两三个以上的国有股股东，该怎么划转？道理上应是大家一起分担。但如果按比例分担，再小的国有股东也不存在持股不够划转的问题。但根据该规定的第六条，如果持有股份少于应转数量的，当以实际持股数划转。这就存在相互矛盾模糊不清的地方。这是关于同一上市公司存在几家国企股东的是否和如何分担问题。这里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如果上市公司中还有非国有股东，显然人家是不用承担划转义务的，那么，是否只有国有股东独自负担上市发行股份数量10％的划转？如果是这样，搞多元化股份制从而持股比例不很高的国企就吃亏了，但这正好是我们改革要鼓励的方向。显然，规定的这些内容今后还有待补充修改完善。

   CBN：在发展完善方面，你还有什么大的建议？

   华生：在涉及到大众投资人利益和新制度、规则推出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尽可能简洁明了，让大众容易理解。很多投资者反映，规定不太容易看懂，如果象我们上面提到一些专家的解读也有偏差，这样就容易产生误导。

   同时，制度建设不能过于短视，在解决眼前问题时，要注意与中长期改革的方向一致。做大做强社保基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要为社保基金做贡献的不仅是上市国企，今后更应该建立全部国企分红固定用于社保基金的制度和渠道。这样，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老百姓的利益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同时社保基金补充的资金量和来源也就更大更宽了。

华生

     新股发行体制是指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的制度规定和程序安排，主要是公司上市资格的规定和发行批准、发行价格的确定和股票如何出售给各类投资者的相关规定。中国证券市场是在法律准备非常不足的特殊情况下作为改革的一种实验起步的。因此尽管在其短短的不到20年的历史中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那种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实际上也就是行政保护和行政干预的烙印都比较明显的政策市特征。逐步实现从政策市向市场市的转变，政府主管部门从直接干预每家具体企业的上市发行、价格把关、再融资决定等具体事务转变到制定规则、市场监管和例外干预的角色，是证券市场改革的大方向。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真正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次中国证券会推出的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应该说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现象上来看，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虽然经过多年的演变和改进，仍然存在人们广泛诟病的许多弊端。这主要是:1、新股发行定价与二级市场价格脱节,造成新股不败的神话和新股首日流通价格的暴涨和暴利,巨额申购资金追逐无风险收益,造成社会资金的异动和投资理念的扭曲;2、发行股票的供不应求造成股票配售难题,处于资金弱势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3、发起人股和网下配售机构的各种锁定期的过严规定，造成首日上市流通比例不足,助涨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爆炒和股价日后的压力。4、新股发行上市实质上的政府审批制,使新股发行节奏成为政策调控市场的行政工具，割裂了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自然联系和平衡机制传导。当然，这一次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可能一下全部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从新股发行定价进一步市场化这个龙头问题入手,明确方向,分步推进,应该说是兼顾了改革方向和改革步骤的稳健之举。

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意义

   价格是市场经济调节供求的主要杠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市场自由定价,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证券市场早期新股发行价格要由证券主管部门审批。新股的计划低价导致严重的供不应求,因此深圳早年就出现过还不是直接因为股票而是因为新股认购表的分配而导致骚乱的所谓810事件。这样就如在计划经济中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从而必须采用名目众多的票证来分配物资一样,新股认购中的排队、摇号、市值配售等等各种办法的先后尝试,其实都是在定价不合理情况下,为了平衡不同的诉求而被迫采取的各种不可能没有缺陷的补救措施。

  应当指出，早在2000年前后，主管部门就曾经尝试放松发行市盈率的控制和询价机制，但由于一系列矛盾的暴露和难以平衡，很快又退了回去。从2005年开始,新股发行询价制度的正式推出应该说是对延续了10多年行政定价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前进。但是，由于行政性窗口指导的存在,询价机构很难象他们的国际同行那样，单纯考虑新股上市后的真实市场定位。大量新股上市首日价格翻番的现象并不是真因为被询价机构的判断和预测水平太低,而是由于行政指导的刚性空间,预先给定了上线。这多少使得这种询价越是在形式上象那么回事,越显得只是花拳绣腿。新股发行价格进一步市场化的要求，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就新股发行定价而言,现在人们一般关注的只是由于发行定价和二级市场价格脱节,新股上市首日暴涨,从而要求新股发售的公平性和向中小认购者倾斜的问题。其实新股发行定价非市场化真正的危害是其对上市公司质量的侵蚀和导致的证券市场功效的降低。因为新股上市首日普遍的暴涨意味着二级市场投资者第一天支付的股票价格就远不是上市公司募集股份的价格。这样上市公司必须用相比市场化定价之下大大缩水的募集资金去实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股票价格预期。我国证券市场上许多特别是中小盘股票上市首日超过一倍以上的飙升，实际上表明这种新股上市已经主要不是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而是更多的为认购中签者圈钱服务。只不过上市公司拿到的那小头的资金,被预期要对今后的业绩和股价表现负责,而拿了价差大头的认购中签者无需负任何责任就可以在上市首日卖股走人。这不能不说是极为荒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股发行市场化,让二级市场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所对应的资金全部或至少基本上进入上市公司，去增进上市公司后续发展实力,而不是为任何其它人等用无论什么貌似公平的的方式去分享,才是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真正保护。

   对新股发行定价进行行政干预的进一步危害，是它会扭曲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降低证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作用。因为所谓对新股发行定价的行政审批或行政性窗口指导，无非是主管部门用多少统一的尺度如市盈率标准去裁定不同企业的发行定价。但是，价值发现本来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和魅力所在。行政指导的统一定价必然偏离不同企业的市场定价。从A股市场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仅就流通盘大小而言，中盘股的市盈率大致是大盘股的一倍，而众多小盘股的市盈率又是中盘股的1－2倍。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大体统一的市盈率定价必然导致中小盘股首日上市的暴涨和爆炒。不难看出，用同一尺度定价特别不利于新兴科技产业、创新性民营中小企业的首次募集，因为他们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无形资产和创新潜力无法得到承认和评价。美国的互联网和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制药行业乃至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之所以屡屡执世界之牛耳，美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纳斯达克市场化的新股发行包括定价制度显然也功不可没。因为它为创新性产业和创业资本、创业企业家不仅提供了平台也提供了足够强大的激励。从这个角度看，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对我国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市场尤为紧迫和重要。

   对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责疑是有观点认为，一级发行市场价格的可能攀升，会推动二级市场价格的更高和泡沫化。其实，这恐怕是因果关系的颠倒。因为一级市场发行价格的天花板就是二级市场价格。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主要是消除一、二级市场之间本来存在的过大价差，从而使二级市场投资者支付的价格所对应的资金，能基本进入上市公司，夯实上市公司后续发展的资本基础，避免资金无故旁落引起的一系列扭曲逐利行为。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越接近二级市场价格，两个市场之间的价差就越小，从而市场发行效率就越高。新股发行价格推动二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的担心并没有理论依据，也得不到证券市场历史事实的支持。我们看到，国际市场上新股的市场化发行并没有推动二级市场股价的攀升，相反经常出现的是如新股定价偏高，则上市首日或很快就跌破发行价。这一点是否在A股市场上因为国情特殊就失灵呢？其实也不然。我们看到，在历次包括2008年的熊市中，一级市场的新股发行并不能推动或支撑二级市场价格，相反，在二级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一级市场新股发行价格想高也不可能，同时即便价格不高也经常遭遇破发的命运。反过来，在二级市场高涨时，一级市场发行价格人为大大压低尽管是强行剥夺了上市公司的权益，但结果也并不能拉低二级市场价格，上市首日股价仍然会较发行价有成倍乃至几倍的飙升。这个道理本来很直白：谁也不能把新股卖的比二级市场上同类型企业高很多；反过来也是一样，当二级市场的同类型企业股价高高在上的时候，你就是把发行价定的再低，市场也会在一天中把价格找齐。

   因此，很多证券市场运行的内在规律其实和一些流行的错觉相反：一级市场只是也只能是二级市场价格的跟随者。二级市场高涨会推动一级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因此在牛市时上市公司会纷纷融资或再融资，这样客观上会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或快或慢地拉住牛市的缰绳。而二级市场的低迷，会在熊市时使一级市场发行价格，水落船低直至搁浅，使大多数上市公司因为价格过低不合算而搁置或推迟融资与再融资，从而也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为熊市提供修养生息的机会。这样看来，在牛市时貌似聪明地人为控制融资的价格和步伐，其实反而会助长市场景气的泡沫；而在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畏惧的少量新股上市融资，往往不久就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如果说新股发行价格的市场化，确实增加了风险的话，这只是显著增加了一级市场上原本无风险认购者的风险，而在各种市场情况下都减少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使他们付出的价格更加物有所值。

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挑战

    本来，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了，认购新股就会既有收益也有风险，人们自然也就会象在二级市场选股一样，有取有舍。巨额社会资金进行无风险申购的现象就会基本消失，从而我们过去设计和尝试的种种在新股供不应求下的分配办法在绝大数情况下就变得不重要甚至不必要了。这也说明发行定价市场化确实是新股发行体制的龙头。既然如此，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为何还要分步推进，新股定价的行政性窗口指导，只是“淡化”而不是一下子淡出取消呢？这是因为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因而充满了保护和干预的市场上，还确实面临众多的挑战和风险。

   首先，发行定价市场化，新股发行定价必然迅速分化，向本身存在巨大结构差异的二级市场价格靠拢。这样，二级市场差异化结构的价格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就会突出出来。撇开绝对估值水平不说，我国A股市场上小盘股股价高企的结构扭曲，就是和成熟市场乃至周边市场截然不同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又是和我国新股发行上市本身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严进宽活，上市渠道不畅密切相关。因此，小盘股的高价格并不能自动导致大量中小企业上市，增加股票供给，平抑股价。相反，由于上市过于困难，下市机制不严，政策鼓励重组，大量优质企业只能去反复进行劳命伤财的垃圾股挽救，这样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内幕交易与市场炒作的空间，又进一步抬高了所谓壳资源即上市指标的价格，加剧了股价的结构扭曲。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有发行定价的市场化，还要有发行节奏的市场化，即改革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同时还需要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的市场化，上市公司股本扩张的市场化，以及上市公司下市制度的全面严格和对资产重组即后门上市政策的重大调整，改变上市公司新陈代谢功能失调、生死都难的现状。显然，在股权分置改革对市场的重大影响尚在吸收消化过程中，这样一些全方位的更大改革自然不可能全面展开。因此，在市场结构的扭曲和其它方面的改革都未到位的情况下，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步伐一下子迈的太大，难免有单兵独进的风险和后顾之忧。

   其次，传统的股市生态和习惯观念的挑战。中国股市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规模狭小而且与外部隔绝，二级市场对一级市场扩容有着天然恐惧。长期的投机炒作文化在市场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广泛流行的扭曲观念。如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注入实体经济一律视为圈钱加以抨击，而对新股认购包赚不赔、天上掉馅饼白分则熟视无睹，甚至趋之若鹜；又如人们嘴上讨伐上市公司不现金分红，但大家用手投票则仍是吹捧送股而冷落现金分红的企业，形成事实上的反向激励；再如人们痛恨上市公司经营不善、沦为垃圾，但又对重组受骗也不离不弃，把垃圾股几乎全都炒上了天，如此等等。由于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差异化，一些小盘科技股的发行市盈率会迅速攀升。这样，一旦部分公司业绩和股价的表现不如人意（这也是必然的），对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反弹和抨击肯定在预料之中。

   由于这些制度和环境因素的存在，为了减小风险，避免改革半途夭折，新股发行定价制度市场化改革就难以一蹴而就，而需要逐步推进。这样，虽然创业板最需要发行定价市场化，创业板的上市企业也会是这项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正因为如此，创业板的微型创新型企业也会使发行市盈率的分化发展到极致，从而导致过度的聚焦和拷问。综合这些因素，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先从主板市场开始，就成为更加稳妥和分散风险的选择。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配套和后续

   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在减少整体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即一方面发行定价的松动会拉开发行市盈率的差距，出现一部分中小型科技企业发行市盈率的急剧攀升；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性窗口指导虽然淡化但仍然存在，还会继续出现部分新股上市仍然供不应求、涨幅较大。这样改革就会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批评。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这就是渐进式改革必须承担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做好新股发行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配套和后续工作就变得至关重要。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放宽新股上市发行定价的同时，力争新股在二级市场的登场定位也大体合理，减少暴涨暴跌和人为操纵炒作的空间，为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保驾护航，这里原则上可以考虑的配套和后续措施包括：

1、 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启动以后，意味着新股的发行定价已经原则进入市场化轨道与二级市场接轨。因此，新股上市首日不宜再采用原放开涨跌幅限制的特殊优惠政策，留下人为的爆炒空间，而拟适用二级市场公司股价每日涨跌幅不超过10%的同等国民待遇。

2、上市公司的股票流通比例不是决定股价的决定因素，但仍是重要因素。在我国股价与流通盘大小相关系数很高的国情下就更是如此。因此，上市公司首日流通比例过低不利于公司上市初期定价的平稳启航。而且锁定类别过多、锁定期过长的大、小限售股也会对以后股价的发展产生负面压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向上同时着手：其一，确保上市公司发行的社会公众持有的流通比例高于法律下限，明确上市公司在海外发行的H股等股份不能作为流通股与A股合并计算，以避免如中石油那样由于首日流通比例过低而导致的定价过高和人为炒作的现象。其二，对发起人股东锁定期过长，看似一时保护了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但因留下限售股今后解禁对市场压力的不可知恐惧，并不受广大公众投资者欢迎。因此，发起人股东的限售期宜向国际惯例的3—6个月靠拢。其实只要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发起人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的限售期满，并不意味就会或就能够大量抛售股票。在新股上市的存量发售尚不具备条件时，可以考虑允许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中签股票的一个较小比例不设锁定期，也可以考虑允许一般发起人股东甚或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一个较小比例在首日就可流通，以增加新股上市首日流通量，促进供求平衡和股价合理定位，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本流通效率和竞争力。

3、进一步加大向中小投资者认购倾斜的力度。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新办法拟强化机构投资者询价报价与申购报价相一致的义务，取消机构投资者网上网下双重参与认购的特权，规定了单一账户的申购上限，这些措施肯定有助于提高广大中小投资者在意愿认购时的中签率。但是，在发行定价的行政性窗口指导还没有完全退出，部分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仍然可能很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对中小投资者的倾斜力度仍然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固守国外完全市场化发行和主要是民企上市的一般国际惯例，而应在社会公众认购踊跃的场合，随机进一步提高单一账户的中签上限，以及加大从网下向网上的回拨力度。根据每个企业发行认购反响的程度，在事后进行设限和回拨，在国际上国有股上市时已有先例，不会影响机构投资者在事前询价报价的真实性，相反会驱使机构投资者在询价时的报价更真实和更逼近市场定价。

4、发行定价和上市审批是新股发行制度的两个核心。因此，只有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没有新股发行节奏的市场化，即上市发行由政府的审批审核制向交易所自主的注册审查制过渡，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就是不完整的，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上市发行本身的市场化，是证券主管部门自我削权的改革，风险和难度都很大。但它对证券市场估值的市场化和合理化、降低壳资源的价格，二级市场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和更公道合理的投资价格，都有重大意义。因此，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应该包含这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在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适时启动和分步推进发行上市审核制本身的市场化改革，这也是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必要配套。

5、如前所述，新股上市和劣股下市也是相互对应、补充和依存的两个方面。否则，只生不死，鱼龙混杂，市场空间未免过于拥挤，也会造成生态失衡。同时，新股发行制度即首发融资制度又是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制度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监管治理制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显然要与这些方面的市场化改革统一谋划、相互配合、分步实施。这样，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就不会是孤军深入，而会是拉开中国证券市场新一轮改革和更加波澜壮阔发展的序幕。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年03月09日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本来，雷人是网络世界的语言，用来形容事情令人惊呆到仿佛被雷击中一样。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家，被称为“冰冷的手术刀”，本来应该是与此相距最远的一族。经济学家不是明星和演员，具有为大众生产喜剧或轰动效应的功能，而是对无论最震惊还是最乏味的经济事件，都能进行冷静和独立的研究和剖析，为学界和公众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评论和意见。因此，近年来经济学界扔出的一个比一个雷人的观点，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比如，最近报上所载经济学家的一个雷人意见：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全国老百姓，以增加国民财富，拉动内需。分钱这样的好事当然会得到不少喝彩。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其职责就不是简单提出或否定这样的建议，而是对这种政策建议进行经济可行性的分析。

    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是外币、外国债券，还是黄金，等等，都不是国家财政的结余，而是中央银行的资产。银行的本金都有限，银行里的钱再多也是客户的存款，因而不能分，也分不得。中央银行“不差钱”，但无非就是自己可以印钞票。设想，如果我们真把一半外汇储备给13亿人平分，每人分得几百美元，那央行的资产出了一个大窟窿不说，就是中国老百姓花这分到的美元，到美国、欧洲去购买国外的商品、服务，拉动的也只是外国的内需，同时还会进一步挤压中国国内的内需。

    当然，中国老百姓最简单也是最聪明的办法，还是直接把分的那点外汇再回售给银行，换出人民币，用人民币去储蓄、消费或投资。但这样一来，只不过是央行又发了一次6万多亿元钞票，所有的外汇还是在央行没动窝。

    这样下去，我们是否可以再分一次，而且反复地分这个老也花不完的外汇储备呢？

    如果真有这种不费力气就能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办法，那当然是太好了。但是，梦太好了就不会是真的。因为分外汇储备就是分银行的钱，这和让银行加班多印钞票分给全国人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不会给国人增加财富，只会导致钞票不值钱和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的另一个建议是，将现有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国有股的40％约6万亿拿出来分给13亿人民。因为股票有市价，不会被人廉价收购，老百姓持有资本收入，等于给他了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

    撇开政治上的可行性不谈（国家放弃在所有上市公司中的绝对控股地位），国有股票是国家的权益，因而是可以分的，只是这个分法的交易成本太高，经济上得不偿失。

    现在不要说中央国企，就是全部A股1600家上市公司加起来的总市值，也不过15万亿元。国有控股企业不足1000家，国有股控股比例平均约60％多，市值总量在10万亿元之下，40％不足4万亿。13亿人平均每人可以分不到3000元价值的股票。这个股票好象又不让卖，因为如果一次性卖了，换了钱花，也就没有以后“会下蛋的母鸡”和资本收入了。这样按照现在中国上市公司平均只有1％—2％的分红水平，一个人一年下来，也就是分个几十块钱，说这点钱就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差距，提振内需，恐怕谁也不信。可见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国家在上市国企包括上市银行的绝对控股权，加在一起似乎很大，13亿人一分，就没几个钱了。

    那么，是否可以不让老百姓非死守着“这只下不了几个蛋的母鸡”，允许大家卖分到手的股票呢？其实这样才更顺理成章。股份制改革到了今天，分到个人名下的股票或权益又不让卖，主张全民分产或分红的经济学家真不必这样扭扭捏捏，费心思编出好多说辞来。只是真谈到分，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是分钱。试想，稳定持股的国有股分到个人，对股市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每人不足3000元的市值恐怕一夜间就不值2000元了，况且按照现在大约10元左右的股票均价，每个人在每家国有上市公司平均半股都分不到，13亿人的开户费用、时间和精力，每户老百姓在一家上市公司加起来分到的1、2股股票如何参加公司治理或买卖，这样巨大的市场压力和交易费用，压垮了证券市场不说，打着让老百姓收益的旗号，最终老百姓恐怕也所得无几。

    因此，经济学家如果真想为普通老百姓谋利益，那就是分钱最简便了。至于老百姓用分到的钱是去消费，买房还是买股票，其实不用别人操心。
经济学家在这里的职责是要研究政府的规模和收支结构。如是否可以压缩政府开支、减少基本建设投资，更多用于消费，或直接给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发钱、发消费券，政府收入不够，是否可以变卖国有资产或股权，或者搞赤字财政，发国债向社会筹资，把负担后移。

    麻烦在于触及到这种真正的经济问题，不用说普通学者，就是那些得了诺贝尔奖的顶级经济学家，也意见相左。以至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挟高民意上台，但一涉及到如何花钱，是减税还是搞基建，是搞赤字还是压开支，问题行业和企业是政府去救还是让其在市场中自生自灭，是救大企业还是救小企业，国会内外、经济学界都吵成了一团。面对这场乱仗，你可以感慨经济学真还没成为一门科学，至多是一门艺术。但是，甩一个口号就想蒙人、雷人在那里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的情况则相当的不同。改革开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头上顶了灵光。经济学家把让银行开门分钱变个说法叫分外储，很多人就真信这样可以富起来。其实老百姓越是这样单纯，这样的玩笑就越开不得的。至于说均分国有资产，分一部分也好，全分完也好，作为一种经济主张，自然也未尝不可。但是经济学家应当把话说完：公共财产无论怎样均分，从经济学原理上说，其作用和功效是提高效率，很难改善公平，因为财产不免要在少数人手中重新集中，因而往往是要以更大的财产和收入差距为代价，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用平等的口号搞分产，就会误导那些一心追求缩小收入差距和更公平分配的老百姓。就如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国有制，你可以批评它大锅饭、效率低下，但是你无论如何不能说它分配更不平等。

    近年来经济学家雷人的主意还挺多，如春节火车票提价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大学学费上调可以使高等教育更公平等等，都是属于这类抽掉了经济学最要命的假定和前提，引出常人都诧异的结论，读者均需一一思索，以提高自己遭遇雷人之语的免疫力。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喋喋不休，世界股票市场跌跌不止。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在危机四起中保持一份清醒，如何看待我国金融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就此，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华生博士。

A股2009年逐步筑底 市场行情恐怕将以振荡为主

    主持人：近期温总理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股市问题我毫不隐讳，我非常关心。”温总理的坦率让许多股民心里一暖。对此您怎么理解？您认为今年A股市场的走势将如何？

    华生：总理在这样一个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资本市场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对大家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发展比较薄弱，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也比较短，资本市场对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还是处在很初级的阶段，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对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的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都非常有信心，资本市场更大规模的发展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但是，对资本市场有信心，相信它中长期来说会健康发展，并不意味着明天股票就会涨，短期来看仍需要有风险意识。

    A股市场2007年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6000点上方应该说泡沫是很大的。从前年10月份以后则进入了长期的调整，我当时曾经说过，这轮调整不能用日和月来衡量，因为考虑到当时市场泡沫太大，估值水平太高，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

    2008年末的时候，我说过两点，一是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剧烈调整，市场的泡沫基本上已经散去，市场处在底部区域，但是也要看到，在整个经济外围环境跟我们自己的经济还不太确定性的情况下，开始进入底部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出现大反转，也不意味着牛市很快就要到来。

    二是2009年不会出现像去年那样的单边下跌市，今年的投资机会也会比2008年多得多。但是，在经济基本面还不稳定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些反弹和结构性机会，市场还会有振荡，会有很大的波动。

    冷静客观来看，目前内外经济情况都非常不确定，面临的困难还非常大，我们股市的估值在全球来说应该处于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股指大幅度上涨，维持在一个高位并不很现实。

    从短期来说，投资者还是要有冷静清醒的态度，在经济情况没有根本好转之前，市场行情恐怕将以振荡为主。

 推出创业板对带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主持人：推出创业板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一项重要内容，您认为推出创业板推出对资本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将起到什么作用？

    华生：推出创业板首先是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一步，从国外市场一些较为成功的创业板市场来看，创业板上市企业门槛较低，针对的不是传统产业、行业，而是有创新能力、有爆发力的、对经济社会有引领作用的行业和企业。  在创立前期，这些企业资本实力、风险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资本市场恰好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快速做大做强的渠道。

    同时，推出创业板对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忽视，这种作用可以从促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方面得以体现。创业板针对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迫切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扩充资本实力，实现快速发展，创业板推出对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整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也意义重大。

    主持人：创业板经过多年筹备一直没有推出，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您预计创业板会何时推出比较适宜？

    华生：长期以来，市场对创业板推出的担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出创业板会分流主板市场资金，使资金面产生压力；二是创业板门槛相对较低，在主板市场仍然存在制度完善方面的问题时，推出创业板会不会带来更多问题，影响市场稳定运行。

    我个人主张创业板能够尽快推出来。首先，创业板对资金的分流作用很小，这一方面因为创业板上市企业盘子很小，可能几十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一只主板中、大盘股的规模；一方面因为创业板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即使批推一次顶多能推几十家，这几十家的筹资规模相对主板市场大、中盘股来说十分有限。

    其次，在外部需求萎缩，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

    再者，任何改革的推行、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到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再开始，可能就有些晚了。创业板推出之处可以谨慎一些，例如采用小规模起步、先试点后铺开等方式，在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需要注意三大问题

    主持人：今年两会期间，市场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缓解限售股解禁压力等问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您认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对疏导限售股解禁压力您又有什么建议？

    华生：我认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将是今年资本市场制度性建设的一个热点，目前IPO处于暂停的状态，期间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改革，等新股恢复发行时能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

    目前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流通股比例；二是缩短限售股锁定期；三是完善询价机制。其中，扩大上市公司首发流通股比例，特别是大盘股的流通股比例，将有助于公司上市价格从一开始流通就比较合理。

    当然，有观点提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应该实现上市第一天股票就实现全流通，我认为也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新股发行上市时，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都要稍微锁定一段时间，国际惯例一般锁定3到6个月，如果新股一上市大股东就可以抛售，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

    此外，限售股也是市场一直“头疼”的问题。我认为，首先不能光抓住股改来说事儿，实际上现在非流通股的大头并不是股改限售股，大小非目前在非流通股当中仅占1/4，它对市场的影响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主持人：您认为股指期货今年是否有望推出？

    华生：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我认为股指期货要推出还有困难。股指期货的推出并不会对市场本身的走向产生一个确定方向的推动，从各国推出股指期货的情况来看，有些推出后股市上涨，也有一些推出是下跌，因此推出股指期货对A股市场的影响可能是中性。

    但现在A股自2007年高峰以后下跌的幅度比较大，投资者的心理比较脆弱，这个时候任何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东西都会让大家比较畏惧。不管从监管者，还是从业人员，还是投资大众，避险的心理可能都会占上风。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股指期货推出的可能性比较小。相对而言，更早些推出融资融券更加现实。

金融危机对我国是机会大于风险

    主持人：目前，海外市场危机不断。在全球环境恶劣情况下，您如何看待危机给我国金融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华生：我国此次经济环境遭遇的困难首先是从海外引起的。但西方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我们的银行的海外业务、海外投资也很少。即使在外面有点投资，但与我国外汇储备相比，与我国整体资本实力相比只是一个零头。所以，我国金融体系遭受的冲击非常有限。
   
    但是，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较大，这跟我们外汇储备较高，加入世贸以后，出口增长快，对外需的依赖比较大等有关系。但危机中，“危”与“机”是并存的，金融危机提示了我们，长期依靠外需恐怕不能维持，因此更要加快发展，启动内需。

    我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恢复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措施来刺激经济，我国在明确4万亿投资大政方略后，还会有进一步细化的方案出台。这些措施一方面会刺激经济，减缓经济滑坡，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所有这些政府投资应该说还是中短期的，真正内需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大众个人消费者的需求形成。

    此外，我国经济复苏不单取决于政府财政资金的力度，还取决于外部经济复苏，取决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力度，这都需要过程。目前，在外部经济恶化还没有出现明确见底的信号，在我国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证券市场的表现就会比较振荡，逐步消化不断出现的各种经济数据带来的影响。因此，市场在震荡中寻找方向，判断经济走向，这是正常的。

    我国证券市场正越来越多地反映经济基本面，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就是我们证券市场更健康更强大的标志。认识到其波动和震荡实际上是对经济基本面不确定性的理性反映，这将会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基本面，包括认识资本市场的走向。

    主持人：近来关于金融危机“第二波”冲击的讨论很多，有人认为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影响。您认为对我们的冲击大吗？

    华生：单就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来说，我个人认为机会是大于危险的。

    危险主要在人家身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因为次级债，金融杠杆过度放大，使得大窟窿不断地暴露出来，形成巨大冲击，对实体经济也有极大伤害。

    我国的金融系统与西方国家是隔绝的，我国大量外汇储备还没有使用，货币非常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金融危机第二波即使真来了，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冲击大，但对于中国来说是机会，因为中国储备多、实力强，金融体系的损失也最小。

    如果以后金融危机发展得比较剧烈，确实有一个第三波，对我国最主要的冲击也将通过实体经济表现。所以，我们的麻烦不在金融体系，最主要还是在实体经济。

    主持人：这可以理解为我国资本市场对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冲击不应该表现得太“惊弓之鸟”了？

    华生：对，这一点实际上从我国资本市场金融股的表现也能看得出来。西方股票市场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就是金融股，而我们的金融股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毕竟，西方金融系统本身出现那种巨大的黑洞，崩溃性的影响在我国都不存在，我们金融体系免疫力也很强。

    但不能说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反应，因为世界经济的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可能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而经济基本面又是决定股市走向的根本。

    另外，严格的说，现在仍然是金融危机第一波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还谈不上是第二波。波浪就是有起有伏，所谓第二波是指第一波冲击过去之后，经济和金融局面都有好转，人们的预期也开始变化，这时再来的形势逆转的冲击。从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情况看，这个第二波可能更加危险和致命。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在恶化，因此不太好说已经是第二波。明年或更晚些时间是否真有第二波，恐怕我们还要提高警惕、做好各种应变准备。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2009行动纲领，因此我们要讨论一些对于国家来说是真正能够立即行动的，而且对今后30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选择，其中最大的就是启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这恐怕还是短期对策。有人提出应当减税，实际上这几年国家已经在减了，如企业所得税过去是33%，现在到了25%，还在开始一系列的退税。应当看到，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美国人做过，应该说里面的教训也不少，对于美元的地位现在也有动摇。对中国来说，在目前经济财政收入都下降很快的情况下，估计这里面的余地也是有限的。

    有人提出，应当开放垄断性、服务性领域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作为我们09年乃至今后很多年的行动纲领恐怕也是不足的。这里面的道理很多，比如说石油领域我们希望加大竞争性，如果你在西方看一看，那么寡头竞争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格局，走遍一个国家，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加油站也就是那么2、3个品牌，所以不会对我们的根本情况有改变。那么，私人银行、私人医院政策的开放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把希望放在这上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把钱存入私人银行，或者是到私人医院看病，你会觉得拿这个解决我们今后30年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恐怕是有困难的。

    从现在来看，选择是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那么多。有人提出振兴股市来振兴经济，恐怕并不正确。我们股市的泡沫已经退去了，虚胖已经散去了，现在需要休养生息，而不是用恶补的办法来刺激。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跟股市一样，泡沫还没有完全褪去。所以，我们要振兴房地产市场，并不等于去人为支撑那个高高在上的房价。

    我们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到农村去看一下，农民本来就是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要通过农村的需求的扩大来解决我们的内需问题，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刚才我特别高兴地听到陈锡文谈到了关于农民在城市能够长期居留下来的问题，当年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我就提出过一个建议，我说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做了，但这好像不是解决我们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道路。我们从建国开始的时候农民是5亿，我们当时讲6亿人口5亿农民，现在我们的农村户籍人口是9.4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

    土地流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现在这个状况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我们可以看到当农民工回去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至于现在在城郊一些试验区进行的土地流转，我非常理解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非常大的积极性，但是对于郊区土地价值的追求，恐怕还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并不是生活在郊区的。

    所以，面对着这个众多的选择，挑战是很明确的，所以关键是找到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而且是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像土地承包的制度一样，最初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接下来是迅速的转型，农民开始够兴办自己的企业，开始雇工经营。从农民能够脱离土地开始，然后他们进入了城市，冲击了我们整个僵化的国有体制，才带来了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包括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那么，现在需要的，我觉得对于09年的行动纲领，对于下一个经济增长的30年，我们需要寻找像这样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国家面貌的、大的制度变革。

    我觉得这个变革实际上最主要的跟我们的内需不足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城市的1亿多，将近2亿的农民工，还不算他们的家属，他们怎么成为市民的问题。我们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尽管我们形式上的统计，我们城市化是45%左右，偏离世界总体水平50%多不是很远，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城市户籍化率只有不到28%，这是我们城乡之间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这么大的原因。今天是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实际上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的问题，它体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农民工是农民当中的先驱，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找到了工作。随着新年过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于新世纪做出主要贡献的农民工的主体主要是80后，他们已不太可能再返回土地务农。我们现在城市的户籍人口是3.7亿，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以及部分的家属，就是2亿多。对于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安全这种影响、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要解决目前的内需问题，我觉得是应该从农民工的市民化开始，这才是我们解决内需问题的根本之道。因为如果要逐步地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那么我们每年要建的房子就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套，而是上千万套的兴建。相应地，带来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包括公共服务，是惊人的。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改革，关于医疗卫生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都是跟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紧密相关的。这个现代化的核心起步了，我们这些方面的社会化改革，都会全面地被带动起来。而这些方面所需要拉动的内需，远远不是几万亿，而是几十万亿。因此，它可以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为中国提供持续的发展和增长的动力。

    而且，抓住了农民工和家属的市民化的融合，城乡统筹才能够开展。就像今天有的嘉宾提到的，当农民从农村里面真正地退出来了，他和他的家属全家都移居出来的时候，能够在城市里面安居的时候，农村的土地才会空出来。实际上，农村人口的非农用地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占用地，这就大规模的增加了城市用地供给。同时，按照我们的国情，保障性住房的标准要大大降低，不能很高，而且需要给农民工提供大量的职业培训。

    我想09年我们宏观刺激的主要方向，应该把国家的钱大量地使用到这个方面上来，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应该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和就业培训，实际上中国不是没有内需，而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启动。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30年要能够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就要进一步解除对于农民，首先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身份歧视，给他们平等的公民待遇，平等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包括他们的子女，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为2009年，以及后30年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制，不仅是经济改革，也是社会改革，同时也是政治改革。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中国面临的关键挑战，除了2009年能否保八，更关乎今后福祉的是，中国接下来还有没有高增长，中国凭什么打破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周期。且听著名经济学家华生的“过冬”之道。

    撰稿·张静（记者）

    危机暴露“过度依赖”

   《新民周刊》：“经济危机”无疑是当下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与您经历过的中国前几轮经济周期调整相比，本次危机有何本质的不同？

    华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有过几次低潮。第一次经济滑坡是在1980到1981年，经济增长率最低掉到了5.2%，一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升。第二次是在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掉到了4％上下，第三次是在1998年到1999年，低于8％，由此可见，经济本身有周期是正常的。改革开放30年虽然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一条直线，有起伏并不可怕。

    但这次中国经济进入低谷，与前几次经济周期相比确实有质的不同。过去的经济滑坡往往与政策的主动调整有关，带有比较大的人为因素。比如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大量的项目，投资热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在80年代初，计划经济占主导，物资、货币、财政不能平衡，于是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压投资、压支出。第二次是因为1988年价格闯关，造成宏观经济的压力，中央政策开始进行调整。第三次是由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高企，中央采取了全面的通货紧缩政策，造成经济增速下降。

    我们去年宏观调控的力度，现在回过头来当然可以检讨：由于没有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力度是不是过大了一些。但公正地讲，美国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连美国人自己和欧洲国家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应该预见到，恐怕并不客观。这次经济滑坡主要受外部经济影响比较大，世界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的周期产生了共振。这次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以及与世界经济的紧密度。

    从危机来说，美国这次来势凶猛。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也不是突然的。美国的冲突主要是集中在金融企业，而中国金融企业受影响比较少，我们主要集中在工业企业、外向型企业，体现在实体经济上。这种情况出现和产生，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分析的东西。他们的金融危机，怎么会表现到我们的实体经济上来？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直稳定增长，投资需求在宏观调控的抑制下适度放低了一些，但增速并没有下降，为什么我们会出问题呢？这次危机比较明显地暴露出中国经济对于外需的过度依赖。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不过是28%左右，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外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一倍多，在前几年就达到了66%。

   《新民周刊》：在中国，这次经济危机与前几次经济周期调整相比，外在的表现形式有哪些不同？

    华生：既然是经济周期，都有一些类似的表象，但这次和以往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以房地产为例。我们知道过去很多烂尾楼都是1993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遗留问题。当时政策性因素与市场的狂热炒作交织在一起，全国资金都跑到海南、北海去炒楼，体现出强烈的投机性。泡沫非常明显，基本上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而且集中在少数地方。

    而这一次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在初期和中期，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加快、人民币升值、外部资金看好中国资产价值不断涌入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基础上，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由于大家对未来各方面的预期都很好，在高峰期产生了投机、泡沫，然后在经济预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高房价支撑不住发生调整，这是一个房地产发展的正常过程，调整也比以往要健康得多。

    再从企业倒闭和职工失业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发生滑坡，最大的困难集中在国营企业。而这一次经济收缩，虽然不排除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等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萎缩，首当其冲的是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来自广东、浙江等出口型企业的调查显示，主要问题不是做一单有没有利润，而是根本没订单了。

   《新民周刊》：不仅美国民众，包括很多中国民众也表示天天听闻经济危机，但没觉得对生活有多大影响。从目前看，经济危机对心理层面的冲击是否大过实际情况？

    华生：这一现象与这次危机的特点有关系。在美国，最受冲击的是金融企业。老牌投行都破产了，情况非常严重。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大量注资救市，正是担心金融危机扩散后传导到实体经济，造成全国老百姓都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所以在这个阶段，普通市民感觉不那么深，不意味着没有危机，或者危机不严重。如果这一步堵不住，连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也破产倒闭，被波及的人就会很多。

    在中国，当外部需求下降以后，是工业企业首当其冲，企业家感觉最明显，农民工的压力最集中。除了外向型企业，大宗商品的价格继续下跌，资源类企业日子都很难过，影响到包括国企，都开始在四季度出现亏损。而房地产正好到了一个高点。在往下走的过程中，房地产企业也都很难受。而没有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就业的城市居民，他们确实对经济危机的感受不会很深，尚处于避风港中。尤其是在节日期间，商场照样人满为患、饭店门口依然排长队，这是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还在高速增长阶段的惯性使然。如果真正进入了低增长阶段，原来在高速成长下需求的旺盛、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正常的预期发生改变的时候，大家就会体会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了。

    中国凭什么打破周期？

   《新民周刊》：“冬天有多长”，这可能是当前经济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美国经济将在明年上半年出现转机，欧盟经济则将在明年的下半年回暖，而中国会出现两年的慢速增长期，到2010年后才会出现回暖。而中国人大经济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可能会出现“W”型的周期调整模式。即：2009年经济下行，会引发中国经济的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2010年经济的轻度上行。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内在通道和趋势因为这种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改变，它会导致2010年以后经济继续探底。他们判断经济周期乐观的话是要5年左右。您的观点是什么?

    华生：由于我们这次危机主要来源于外部需求的萎缩，这次危机的特点决定，外部情况显然对我们的经济周期有重大的影响。而外部周期，首先取决于美国经济。

    我们希望最好的情况是奥巴马没有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措施相对都比较得当，美国经济能够在今年年底企稳，这将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带来极为有利的环境。

    这次美国政府救市行动采取得早而快，这也是希望所在。但悲观的地方是，政府是不是就比市场高明很多？大家还有怀疑。如果政府救市的力度不够，或者处理不当、对危机的认识不深刻，金融危机开始了第二波，政府最后能不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不惜代价地救援？如果不能，世界经济的衰退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会像1933年的大萧条那样，经济危机还有第二波，而且第二波的冲击比第一波更严重。那我们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假如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第二波危机，但是搞得弹尽粮绝，气息奄奄，把急性病治成了慢性病，后果可能是美元贬值与恶性通货膨胀，这将更为棘手。

    由于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着这三大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就做判断还早了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明确说中国的经济周期会怎么样，都稍微轻率了一点。

    其次，中国经济周期如何，也确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是否得力。

    我曾经说过，如果美国的次贷危机是2007年10月爆发，中国抽到的就是上签。那时候我们刚要开始紧缩政策，危机来了，我们不用紧缩，通胀的压力也消失了。在2008年10月爆发，中国抽到的是中签。如果是2009或者2010年的10月爆发，那我们就会很被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外部局面还不是最坏的。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很大，而且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自己余地就很大。因此内部情况怎样，是决定我们经济走势的根本性的因素。

   《新民周刊》：现在中央已经提出一些宏观调控措施，4万亿投资计划鼓舞人心。您认为2009年“保八”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华生：从绝对意义上讲，要想保肯定能保得住，关键看你花多大的代价，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权衡成本和收益。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肯定会对经济产生相当的作用。但如果不惜代价，以后怎么办？是短期的经济指标最重要？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最重要？

    我认为把中国经济的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会比较好。

    大家对30年高增长习惯了，觉得这个危机无论一年还是两年，撑过去以后，一切还会恢复正常，但是这种想法恐怕会有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成长了30年，这个在世界经济中很为罕见。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都有这样一个时期，但这个阶段20多年也就到头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基本上这10年的发展是停滞的。雅加达比10年前更为衰败。因此中国确实是面临一个艰巨的挑战。中国接下来还有没有高增长？中国凭什么能够打破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周期？凭什么经济在高速增长30年后，还能够继续保持10年、20年？

    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国要打破东亚国家、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周期，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这样的思想准备好像大家基本上还没有。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关键的挑战，不是2009年保不保八。过去30年证明了有点波动不可怕，关乎今后福祉的是，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新民周刊》：政府要像以往那样凭政策拉动经济是否比较难？

    华生：是这样的。从成因就可以看出，过去的经济周期往往是“政府的手”造成的，但这次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的程度今非昔比。国际化、市场化本身，给国家、经济带来那么大的活力，某种意义上也是意味着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从国有商业银行此次惜贷行为就可以看出。要是在过去，中央说了可以放开信贷，贷款马上都出去了，但大部分将来都会变成坏账。而这次不一样了。因为行长责任制开始起作用，银行上市有业绩压力了，不能再盲目放贷，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次改革的成果，表示约束机制随着我们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开始建立。各个经济主体都在自己作判断，这是一种进步，我们要的是有效率的增长。而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不完全是政府的意志能够产生作用的。否则只要政府投入资源就可以了。

    内需不足，“城市化”对症下药

   《新民周刊》：您曾提出“增量渐进式改革”的观点。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否就启动了新的30年经济增长的引擎？

    华生：我认为其他的措施都是零打碎敲、短期的。要在千千万万的矛盾中抓住最关键的问题。之所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还在初期。我们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不到28%，严重低于全世界平均50％的城市化率，这是多年来国内消费难以拉动的基本原因。

    这次危机正好暴露了我们内需不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严重依赖外需。而城市化对解决内需不足、贫富差距问题，正好是对症下药。

   《新民周刊》：据悉重庆、浙江等地探索的“宅基地换住房”以及“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等农民进城机制已引起中央高层关注，您怎么看？城市化的概念比较宽泛，具体该如何入手？怎么解决可能带来的失地游民、土地兼并等问题？

    华生：城市化的发展确实不能够一蹴而就，不能盲目城市化。我认为应该从农民工入手，实行农民工的市民制，而不是要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在农村种地的农民简单地城市化。提农民工的城市化比泛泛地提城市化更准确。

    现在农民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主体，在城市已经找到了工作，有的已经打了5年、10年工，现在只需要承认他们的市民身份，启动这一进程。

    市民身份的后面是社会保障。根据统计，全国有1.5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总人数超过3亿。我们现在建的房子没有把他们纳入消费主体。如果农民工市民化了，必须有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适用房的面积要降低。即使一年先解决2000万户住房问题，仅在房屋建设上每年所拉动的需求将是惊人的，更不用说还需要更大量的社会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服务的巨大需求。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规模经营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民进城以后，土地才能大量供应，房地产价格才能下降。因为一户农民在农村占用的宅基地，要比一户市民占的地大几倍。当农民工都能在城市安居的时候，房价能高吗？现在我们是倒过来，农民工在城里没房子住，寄点钱到农村去盖房子。又不回去住，造成巨大的浪费。而农村的土地释放不出来，城市的土地就不敢放出来，人为地造成土地的稀缺和房价高企。

   《新民周刊》：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特别提出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幅调整将在2009年全面爆发，房价会由数量调整走向价格调整。这一调整会不会加速经济的下行？

    华生：从调控的效果看，房产价格的泡沫并没有像股市泡沫那样消散。现在为了刺激内需，需要振兴房地产市场。但是振兴房地产行业不是振兴房地产高高在上的价格。这两个要分开来。就像振兴股市不是要硬守在6000点。

    房地产商是希望撑住这一段不卖。高价格才有厚利润，谁都不愿意缩水，更不愿意像股民那样割肉。但泡沫是守不住的。房地产要发展，房价必须降。守住高价格就没有成交量，没有成交量房地产市场就会萧条。政府调控的思路要调整过来。经济下滑，跟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不活跃，兴旺不兴旺有关系。只有房价降下来、交易启动了，房地产建设不断开工，房地产市场才能振兴，才能拉动上下游的发展。另外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启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大量供应土地。

   《新民周刊》：在4万亿投资中，拉动民间投资是重要的一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温州游资到温州本土制造业，对国内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关注度开始提升。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状是，由于不确定性是这个阶段的主题，手握现金的民间资本目前投资愿望并不强烈，基本在休整、观望。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华生：这一点一方面反映了民间资本因为风险自负，在投资方面更加谨慎。如果国家启动如农民工市民制这样等级的大规划，这个需求本身就是以几十万亿来计量的，而且没有不确定性，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此各个行业信心自然就会上升，自然都会从中寻找商机。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并不难，但是改革的方向一定要明确。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可先在创业板试点。”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认为，目前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流通股比例；二是缩短限售股锁定期；三是完善询价机制。

　　扩大流通股比例

　　“一定要适当扩大上市公司的首发流通股比例，主要是大盘股的流通股比例，这样才能使上市股票的流通价格从一开始就比较合理。”华生认为这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关键。目前，我国《证券法》规定大型企业首发流通股比例不应低于 10%，而且把H股也算在内，这样我们大盘股首日上市往往只是2%-5%之间，而国际惯例是20%至25%。

　　华生指出，增加大盘股的首发流通股比例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市场。之前比例比较低是跟当时特殊情况有关的，但全流通后，这种低比例的流通股发行表面上是保护了市场，但实际上却扭曲了价格体系，留下了巨大隐患。

　　以中石油上市为例，其总股本为1830亿股，若按10%的比例计算则有183亿股上市流通。如果以其高达48.6元的上市首日股价计算，则需要8893亿元资金，这是市场无法承接的。因此，提高首发流通股比例，股价自然会定位在合理的价位，从而避免新股上市时堆积泡沫，导致投资者的巨额损失。

　　因此，华生认为，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首要任务就是增加大盘股的首发流通股比例。

　　缩短锁定期

　　“ 缩短限售股的锁定期限，与国际惯例的3至6个月靠拢”华生认为缩短限售股的锁定期限将会使发行价格更加合理，“因为，如果限售股在三个月或是六个月后就可以流通了，投资者从一开始就必然要认真考虑定价问题，这样会减少新股炒作空间，降低市场波动” 。

　　华生指出，对限售股的锁定原本的意图是保护中小投资者，但是，现实却适得其反，结果市场还把全流通的股当作过去的股权分置下的情况去炒作。“对自己的孩子太溺爱，最终反而害了他”，华生形象的比喻，“过去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现在吃了苦头，付出了代价，所以必须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据研究机构预计,2009年将有6851.25亿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其中,IPO限售股为4513.15亿股,占65.48%;股改限售股为2236.47亿股,占32.44%;增发限售股仅143.43亿股。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A股市场累计限售股15398.53亿股,其中,累计产生的股改限售股4663.13亿股;累计产生的IPO和增发限售股10735.4亿股,是股改限售股的2.3倍。

　　完善询价制

　　在增加流通股与缩短限售期的前提下，华生认为，询价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询价制中唯一需要改革的就是将初步询价与累计投标询价合二为一。询价对象要承担报价的购买义务。就像参加拍卖一样，成交了，就要拿钱。去投标的人投了标但最后说不要了，这是不可以的。”华生表示，“要明确大机构的责任，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他指出，我国目前实行的询价制度并没有强制要求询价人的认购义务，这导致询价缺乏根据，新股发行价格容易出现过高或者过低现象。而按照成熟市场经验，如果股票价格过高，询价机构需要承担包销的责任；如果价格偏低或价值合适时股票就会很抢手，那么将会限制询价机构的购买比例，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申购需求。“对于这一点，只要对承销程序做出规定就可以做到。”华生表示。

　　此外，华生还指出，由于在新股申购中，中小投资者的中签率比较低，因此，在新股申购时要加大对中小投资者的倾斜，即如果发行的认购倍率高，就启动回拨机制，按照一定比例回拨部分额度给中小投资者，要优先照顾中小投资者。同时，为了让中小投资者有更多机会获得抢手的股票，可以显著加大回拨的力度。

　　华生认为，从长期来说，新股发行制度还应回归市场化方向，由交易所自主负责，而不是把新股发行作为行政调控的手段。

文/华生 罗小朋 张学军 边勇壮

    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制，是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巨大的社会工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制订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以降低城市化成本为主线，统筹规划、试点推进、分步实施。其核心是稳步安排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安居，同时有序退出农村。应象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试行推进一样，允许各地采用不同模式，鼓励地方竞争和横向协作。因此，这样一个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应当至少包括以下若干关键的制度设计。

    在我国现在约13.2亿人口中，城镇户籍人口约3.7亿，农村户籍人口约9.5亿，有2亿多已经进入城镇工作但未能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3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到达15亿左右的峰值，即使按照67％左右的城市化率的低线，城镇落户人口应达到10亿左右，也就是说将新增6亿多农村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平均每年在20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党的十六大中央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率超过50％的目标，中国在今后12年内将要解决新增3亿人口的城镇化落户问题，每年需安居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将达到2500万人左右，任务更加紧迫。

     因此，现在就需要综合考虑补欠账和新进人口的常住人口模型，进行城市化不同变量的计算机动态模拟，重新审视和全面规划我国的城镇规模布局和空间分布。

     根据农民工市民制的需要，分年有步骤地以千万套的规模兴建福利性住房，同时根据各地财政负担能力，显著降低和重新修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标准，将分期分批市民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建设规划和福利保障计划。参照资源秉赋与中国相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应在40至50平方米以下，廉租房的标准应在30平方米左右。当前，可以结合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地调整支出结构，将相当大一部分投入转移到农民工市民制安居这个综合经济社会收益最高的方向上来，集中偿还一批欠账。这样也会相应产生巨大的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和城镇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等需求，拉动一系列的巨量投资和消费支出。

     更重要的是，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由于城乡隔离的制度屏障，中国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为东亚类似国家的4倍，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10倍）。同时，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制纳入视野和城市规划，可以有效改变目前城市发展中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等不利于农民进城安居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畴形发展倾向，扭转目前城市和城郊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高城市化成本和房地产价格的势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够健康、扎实和可持续的发展，为下一个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经久不息的强大动力。

     制订和实行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纲要，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上，与时俱进，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战略的延续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有力的支持，也是对城乡现有既得利益在保护存量的同时，从增量开始的重大利益调整。国家要根据农民工市民制和举家迁出农村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进程，大规模增加城市的土地供给和保障性住宅用房供给，大幅度降低城市化成本和农民工及其家属安居的门槛。借鉴韩国等与我国人均占有可耕地资源等相类似的国家成功实现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成功经验，这也需要一系列立法推动，如“城镇发展法”、“住宅建设促进法”、“安居工程保障法”、“农民工职业培训法”和“城市布局规划法”等，以适应农民工市民制转变的需要。

     将城镇和工业征用农用地的使用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制的指标挂钩，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内在约束机制，是抑制农地占用、调节地方竞争方向的关键一环。目前由于土地征用出让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具有不断扩张非农土地占用的强烈冲动。用行政办法控制土地占用和审批，费时费力，效果很差。因为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常发展占地和过度扩张占地的界限，因而没有控制和审批各地土地占用增长的客观标准。把增加非农占地与农民工市民制挂钩，可以使城镇扩张与城市化的真实成本建立起对应关系，遏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无成本约束的土地无限扩张冲动，同时改变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无偿使用廉价劳工而不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状况。

     根据城市对农民工的依存度，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制义务，使地方政府从仅仅对户籍人口负责转为对常住人口负责，并最终使二者统一。这样可以引导目前地方之间的GDP竞争转为经济发展和常住人口的就业和社会服务竞争并重，从而既发挥我国地方政府的独特作用，又引导地方政府向公共财政和服务性政府的方向转变。

     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核心环节之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拨出巨额专项基金，长期用于求职和失业农民工的免费并带有一定生活资助补贴的职业培训，兴办职工培训学校或委托代培，使求职和具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失业农民工都能转移到职业培训学校或代培院校，得到长时期的学习培训和半工半读机会，并责成农民工就业城市全面规划和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保证他们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条件。

     和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在初期的试点推开一样，要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制的方法、步骤、内容上展开不同形式的探索和竞争。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依据农民工的就业时限、教育和职业技术能力等分步安排自己的农民工市民制计划，或区分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的不同侧面，分步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制的进程。这样，由于有财政负担能力的内在约束，可以使农民工市民制的进程既积极进取、又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探索、交流和竞争，可以降低这个过程的总体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行政资源和制度资源。

     农民工市民制与征用农用地、农民工依存度等指标挂钩，会自然引导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向城市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镇倾斜。同时中央和省级政府可以使用优惠性或限制性的政策包括土地和财政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在新兴城市群带、低于最优规模的城市和中小城镇就业落户，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空间和规模布局的目标。

     农民工市民制纲要分步实施，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可无后顾之忧的大踏步开展。应允许和鼓励进入市民制程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让和出售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举家永久迁入城镇定居。国家及各地政府应对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市民时退出农村制定具体操作办法，作出农民可选择的制度安排。由于城市对土地的集约使用效果，同等数量农民在乡村占用的非农用地一般大大超过他们移居为市民后的占用土地面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整体市民化一方面会提高农村农用地的规模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反增的同时，给城市扩展释放出大量的土地。

     因此，中央财政应对农民从土地退出，在就业城镇举家落户提供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和地区与农民工迁出的省区开展横向协作和谈判，建立农民迁移的水平交流和协作机制与渠道。这样，与中央政府垂直的资助和引导相结合，形成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安居、发展城镇、减少农民、繁荣农村的立体推动机制和良性循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在农民大大减少的背景和预期下，进行科学的布局与规划，改变在目前人口现状下进行新农村规划和建设的短视和浪费。新农村建设在现阶段的重点应放在教育、卫生等保障事业和伴随农村人口的流出，持续扩大土地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方面。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到目前为止的3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就是打破了中国人特别是占人口主体农民的人身依附，中国人的选择空间急剧扩大，中国人自由择业和创造能力的迸发，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涌流。这个阶段所打下的物质基础和制度资源，使中国改革有可能和有条件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对人口主体农民的身份歧视，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化。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制变革将是这个社会改革的主线，与之相配合的是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住宅保障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使这些过去只是主要为少部分人口服务，或主要向少部分人口倾斜的社会服务，转向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使城乡居民拥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权利。在基本实现这样的目标或者至少实现这种权利平等的过程已经进入轨道之后，中国改革就有基础和条件进入其第三阶段，这就是以政治改革来带动整体改革的阶段。在那样一个阶段上，就可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伟大理想的实现形式：国家是社会的公仆，官吏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

     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可以来自自己刚刚走过的30年，因为它确实是中国人成功地实现自己现代化梦想的30年，是中国的经济成长开始几乎让所有人羡慕乃至有些嫉妒的30年。中国的问题当然众多，中国的不足当然巨大，但中国这30年的步伐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现代化努力最成功的30年。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否认或贬低这个伟大的成功变革，因而使自己的批评，无论听起来如何犀利，但都不免流于肤浅或片面。

     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担心和埋怨自己变化的太慢了，而是如何能够保持而不中断这个在现代化赶超道路上的迅跑。这就需要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特别是其先驱农民工纳入现代化、城市化的版图，从而延续自己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奇迹，那时的中国就会真正成为睡醒的雄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人的整体理性，需要社会和各种主要利益集团的交往理性，需要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当年我们纪念改革10年文章的结束语似乎更加适用于今天：“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本文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经济篇)之四

文/华生  罗小朋  张学军  边勇壮

 
    那么，中国社会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同的人当然各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不同的回答。但是，无疑中国人作为整体和一个民族，最需要的仍然是现代化发展。因为我们在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刚刚走了个好的开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是抓住了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这个民族的整体心理。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不期而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一个事实：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财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非常办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价的。同时，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不可能再靠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额贸易顺差来长期扩充自己的需求。

    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其家属所短缺的这若干万亿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属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又还相对差距不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则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个严重分配不均的地步，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倍到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失衡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偏差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将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主体结构失衡导致的连锁扭曲

     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人民币外需缺口的任何萎缩。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从而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

     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秉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韩国、台湾、香港乃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两个主要的思想障碍

     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被排上议事日程，也相当程度地处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存在两个主要的思想或潜意识障碍。一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没有能力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他们的归属现阶段还只能在农村。但问题是农民工实际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多年，而且不可逆转，这不是任何人的设计，而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们的就业岗位是自己找到的，他们的归属不是由我们任何人去人为限定的。至于说城市的安置能力问题，其实100多年前首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在城市居留下来，中国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几乎全都是农民转化而来，到了国家空前繁荣、富足和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说我们反而没有能力让已经进城和有了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安居下来，这是绝对说不通的。就业就能安居，这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通例。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不能安居，完全是制度阻隔的结果，而不是城市负担能力问题。二是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提高劳动成本。问题在于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不能靠制度歧视和剥夺大部分劳动人口的公民权利来维持和实现。况且劳动者随经济成长，其必要的收入提高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增加，是人力资本积累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本身的内涵和要义。况且人的权利不光是财产权，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包括平等的就业、教育和安居保障的权利，越来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应当看到，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和社会的很大关注，但这里的认识并不统一。比如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强烈反弹，除了其中包含了合理的批评和建议的成分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市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应当尊重市场规律，长期维持中国这个最自由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农民能够进城打工，无论怎样缺乏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障，已经是经济和福利状况的很大提高和改善。然而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农民工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市场自然发育和权利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对公民权利歧视和分级的产物。这个制度的形成无论有何历史原因，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与经济起飞起过何种第一级火箭的推动作用，它的缺陷和负面性已经日益明显，不仅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推动力，相反已成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高速度成长的严重桎梏和制度性障碍。试图长期维持甚至美化这个歧视性的制度，不用说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违反了这些人自己推崇的自由主义的信条。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降低城市化成本

     那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土地经营权流转、城乡统筹、逐步吸纳农民在中小城市、镇落户的政策，是否能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呢？应当看到，中央提出的目标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30年已经形成的制度框架和路径依赖的制约下，进行正确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寻找下一个30年中国保持高速发展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的大国，现代化的步伐几乎可以用其真实城市化的程度来标尺。因此，在已经有1亿多农民工进城和还将有几亿人转移进城的中国下一个3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化的经济社会整体收益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速度的核心问题。

     在目前开展的城乡统筹和土地流转中，由于利益的自然导向作用，人们关注和地方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的往往是城郊的土地流转和城乡统筹问题，试行让农民用土地包括宅基地换取城市住宅和城镇福利保障，用节省和调剂出来的土地去进行工业和城市化开发。问题是城郊毕竟只居住了很少量的农民，要按照这样的路径去实现城市化，我们必须把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变成城市，才能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这显然是荒唐的。一部分信奉自由市场主义或维权意识强烈的学者，对地方政府这种着眼于城郊土地的巨大级差收益的行为颇多批评，他们主张应允许农民自己去处置土地并得到相应的收益。但他们忽略了城郊农民近年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城市化扩张而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相当多的城镇，郊区农民的收入和境况已经优于一般城镇居民，他们或者已经利用所谓集体建设用地甚至农田建造了许多被称之为的“小产权房”出租出售，许多人或者已经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集住家、旅馆、饭店、娱乐和商务的大住宅，大量的农民工实际上都是租住在这些也是农民的房东那里。外来打工仔与以食利为生的本地房东已经俨然是利益悬殊的两个阶级。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土地级差收益如果进一步从地方政府转入城郊农民手中，一方面会造成完全不是因为自己努力而生成的巨大食利阶层，另一方面显然会急剧增加城市化的成本。因为地方政府征地，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其土地收益的相当大部分还是用于城市公共建设本身。如果允许城郊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或者将宅基地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工商资本，在规划和执法管理能力极为薄弱的郊区乡村，那只不过是给少数人营造因城市化而获益的天堂。同时由于土地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用途管制，级差收益归己的做法必然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和因用途管制而产生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

     因此，所有这些举措，无论是以整理调剂土地、规模经营、集约使用土地为由，还是以农民，其实是城郊农民的权利诉求为名，背后都不能摆脱强烈的利益驱动。而他们共同的实质，就是将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排斥在城市化的视野之外。而这一点，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轨迹沿着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畸形发展、城市住宅越来越贵、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城乡隔绝的二元管理体制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柱石之一。没有前30年改革开放的丰硕结果，我们不可能去触动这个计划经济的基础和堡垒。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今天进行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隔绝体制的制度创新，平稳地疏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国今后保证内需增长、矫正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振兴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

     城乡统筹的龙头和后30年经济发展的引擎

     如果说作为改革起点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人身和公民权利的解放，从而这个最初只是为了解决简单的农民温饱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激发和导致了一系列人们最初没有想到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变迁。那么，中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

     这个枢纽，我们认为，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会能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链索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我们建议，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从国家层面全面规划和启动这样一个横跨今后30年的核心工程，首先是基于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进城农民及其赡养人口的市民化，本来是任何民族现代化发展中的自然过程。农民工的产生和这个词本身，完全是中国特色的身份歧视称谓。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起步，被城乡二元体制隔离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越积越高的堰塞湖，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最大隐患，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急于求成，但立即开启疏导这个不断增高的堰塞湖，已经是紧迫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任务。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抓住了城乡统筹的龙头。由于城市的强势地位和现行利益结构下的自然导向，现在各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集中关注的往往是城市本身的升级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其实，城郊农民和其它因土地征用的失地农民只是城市化的被动参加者，而农民工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动参加和主要推动者。从历史和逻辑上说，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都是从农民转为工人和城镇居民开始的。农民工率先开始市民化是市场和农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既准确抓住了城市化的本质和核心，又是启动农村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的枢纽。因为只有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了，进城安居农民的土地流转和转让才可以大规模展开而没有任何流民泛滥之忧。同时，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离开乡村，会改变现有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老幼病残留守农村的现状。农民工举家的迁出和农村规模经济的空间扩大，将会吸引一批有志有才的中青年在农村扎根发展，这样新农村建设才有真正坚实的基础和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切入点，也是长短结合，解决内需问题的紧迫要求。亿万农民工提供了廉价劳动和产出的供给却不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缺乏城市现代文明所提供的最基本住房、市民待遇和保障，这是最大最现实最持续的内需。启动内需的方向转向这方面的投入将是综合回报最高的投入。同时，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逐步市民化，会产生对公共设施、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从而矫正产业结构，使第三产业这个吸收就业的主要产业的份额恢复和上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会排挤新的就业岗位，相反是创造和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

      有人认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的自由流转甚或私有化是解决城乡统筹的抓手。他们聚焦于今天农民不能完全摆脱农村集体经济，不能自由买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他们浪漫主义的宣称，如果给农民以把自己土地资本化的权利，相信农民会最合理地处置这个因资本化而大大增值的财产。这种第三次土地革命会产生极大的财富效应和改革动力。这种观点忽视了非郊区的中国广大农民的农用土地价值很低，而土地用途管制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实施的。同时农民无论在知识、信息还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无法与工商资本乃至富裕的市民抗衡。非郊区农民的一点小块土地根本不能给他们的资本化经营和转移提供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帮助，但确实是他们避免被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兼并和保证他们不至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的唯一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其实是一个陷井，其经济后果有极大的社会外部性，不是单个农户甚或村庄自己能够摆脱的。农民真正被忽略的权利是他们进城打工就业后成为市民的天然权利，是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和保障体制对公民权利的分割和歧视。目前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同时市民也不能占有农民的土地，尽管是并不平等和公平的权利安排，但多少也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告别二元体制首先要打破的是对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屏障和歧视，逐步提供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农民成为市民，是土地能自由流转和转让的先决条件，否则，失地的农民只能成为流民。随着进城农民的不断市民化，农村土地的不断释放，土地的自由转让乃至城镇居民下乡购租土地才有现实可能。

     农民工的市民化，才能使农民能够真正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潮流，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从而新农村建设的枢纽。启动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积累的基础上，破解城乡收入悬殊这个当今中国贫富差别悬殊的主要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基尼系数高达近0.5，主要是城乡差距带来的。世界银行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分析认为，如果过渡到完全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保障制度，而现有的其它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中国整体以及农村、城市各自的基尼系数会分别下降到0.29、0.27、0.28的水平，从而达到收入相当平等、总体上共同富裕的境界。真能如此，这将是后30年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所取得的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总体上的相对均等，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大幅持续增加，季节性大规模人口移动的交通、安全与社会问题，计划生育在乡村和流动人口中的失控和人口的平均素质难以提高甚或恶化的问题，等等，都能逐一随之化解。

     顺便指出，消除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歧视，实现城乡人民的公民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机会的均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它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否则，当公民权利在城乡人民当中分割和撕裂的时候，简单移植别人的投票模式，只会导致扭曲的结果。这一点，在许多也是实现了民主投票的东亚国家中，已经有太多的案例。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形式或标榜，而是在权利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人群中解决公共问题大家都能接受的途径或制度安排。因此，权利的均等化是其自然前提。

     当然，农民工市民制是一个横跨20-30年的宏伟工程。它需要谨慎启动、整体规划、精心设计、分步实施。对这样一项关系到城乡人民利益的重大调整和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伟大变革，细节往往也决定成败，和农村土地承包制一样，它需要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和结合国情的制度设计。

（本文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文/华生  罗小朋  张学军  边勇壮

   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麻烦和中国的问题

    正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使中国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了一次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和政府监管的盲区。它充分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已经远远不是人们过去习惯认为的基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自发秩序，而是从人类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契约中生长和制造出来的一架精巧、复杂的机器。人们如果盲目崇拜自己的制造物，迷信这个人为设计和制造的市场会由逐利和避险动机自动平衡和解决问题，有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在实体经济中的外部性会导致一般所说的市场局部失灵或失败，而在错综复杂和高度相互依赖的金融信用体系中，更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则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休克和崩溃，而这一点是过去的教科书上完全空白的。显然，这是对崇尚无干预和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理念的巨大颠覆和重大修正。前沿的经济学家们现在需要去回答，在一般均衡架构的假定下，市场能够自动导致和谐的阿罗－迪布罗定理，在脱离金本位制以后，依赖现代人工操作的信用货币制度和金融创新体制是否还能继续成立。同时在另一方面，受到复杂利益结构制肘的政府干预，其成效和代价，也有待实践的考验。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还是反映了在美国霸主地位走进弱势后，原本依靠美元中心地位、美国人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新安排和组合，虽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难以改变。相应的，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是，尽管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而躲过了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国，却由于全球实体经济进入衰退而受到极大的冲击，以至需要火速扩张政府开支和基础建设增加内需，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和脆弱性，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靠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巨额顺差维持高速增长的隐患和不可持续性。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中国下一步路径选择，就有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双重含义。

     两种观点的应对及局限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甚至破产，中国开始扮演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这说明了北京共识的正确性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21世纪是中国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过去中国也曾经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从容应对了。这次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可以长期持续。

     另外一种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观点认为，在全球经济进入衰败、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内需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深化和大力推进改革来解决。许多人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这种观点的具体建议就是加速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进市场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这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可以称之为第三次改革思想大争论。这种观点一般反对《劳动合同法》对职工的保护和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主张恢复农民对其土地、房产的充分权利，最好是实行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私有化，使农民的财产资本化，进行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样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这种观点同时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典型的如公民的权利保护和腐败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因此进一步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等等。

     不难看出，第一种观点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能简单比照历史就认为会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国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识的模式，同时这个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多美元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就宣称自己今后就可以给别人当榜样甚或引领世界经济的潮流，少说也是太不谨慎了。

     主张用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观点从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就发展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上到下已经谈了多年，老生长谈而成效有限说明这不仅仅是个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点与约束，以及中国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如果不大大拓宽视野，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引入了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而且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创新，否则欲速则不达，改革可能早已出轨。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转的主张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随意动摇这个制度基石的含义和结果。简单一句相信农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调，并不能勾销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后的严酷后果。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就政治改革而言，当城市居民具有明显的强势，而占人口优势的乡村人口，在政治上（没有自由迁涉权，选举权只有城市居民的几分之一）和经济上（在城市就业也不能享受居民的保障待遇）都受到制度歧视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显然也不是一个径情直遂的路径。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爆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井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轮驱动的衰减和增长瓶颈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国社会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在19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这些战略性商品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是完全直接接轨，还是只是政府调控下的间接接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而是一个利弊的权衡问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涉及这些人们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著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多少积重难返的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只要放开财政预算或银行贷款限制，用以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制约也一定立竿见影。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沿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也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本文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